杨秉（92—165），字叔节，弘农华阴（今陕西华阴东）人，东汉良吏。

杨秉的父亲就是“天知，神知，我知，子知”的“四知太守”东汉廉臣杨震。有父如此，其子如何呢？

据《后汉书·杨秉传》：“秉性不饮酒，又早丧夫人，遂不复娶，所在以淳自称。尝从容言曰：‘我有三不惑：酒、色、财也。’”“三不惑”中，尤以面对金钱的“不惑”更为世人所景仰。杨秉一生宦海沉浮，职务频繁变换，一个职务与另一个职务之间往往出现空隙。因此，杨秉在计算俸禄时总是“锱铢必较”，扳着指头按任职天数细算，多余的俸禄一文不取。即使杨秉免官闲居，生活捉襟见肘陷入窘境之时，甚至举家“并日而食”(也就是两三天才能吃上一顿饭)，困穷至此，也不肯接受别人的馈赠。他以前的一个部属携百万钱相送，杨秉摆摆手，闭门拒受。

这样的儿子，堪为父亲的骄傲。

除“三不惑”之外，杨秉的“两不怕”，同样令人敬佩。

一是不怕触怒皇帝。

杨秉一次又一次地在朝堂之上犯颜直谏，与桓帝闹得“脸红脖子粗”，因此多次被罢免。汉桓帝延熹三年(160年)，白马令李云因上疏直谏，惹得桓帝雷霆震怒，下令将李云处死。杨秉与几位骨鲠之臣毅然站出来为李云鸣不平，结果不但没能挽救李云的性命，杨秉也因而再一次被罢官。这年冬天，杨秉又被起用任命为河南尹。上任不久，他又因为奏请严查中常侍单超的弟弟单匡贿赂谋杀案而触怒了桓帝。这一回不仅被罢了官，还被遣送左校服苦役。

如果说被皇帝罢官是一种被动和无奈，而主动辞官则是无畏无惧的极致。

桓帝经常微服出行，杨秉上疏苦谏：皇帝贵为天子，不能随随便便外出，不然就混淆了尊卑等级，搞乱了君臣次序。万一发生意外，对不起先帝，也来不及后悔。

奏疏递上去，结果是“帝不纳”。杨秉也没含糊，随即“以病乞退”。不纳忠言，恕不奉陪！这就是杨秉。

二是不怕得罪宦党。

汉桓帝延熹二年(159年)，多年临朝称制的梁太后病死，15岁登基的桓帝此时已28岁，他再也无法继续容忍“跋扈将军”梁冀一手遮天为所欲为，于是联合中常侍单超、具瑗等人，率羽林军千余人将梁府团团围住，一举诛灭梁氏外戚集团。

按下葫芦浮起瓢。外戚的势力打下去了，宦官的势力随之炽烈起来。五位宦官因剿灭梁冀有功，同日受封侯爵，时称“五侯并封”，他们勾结在一起，党羽布满天下，仗势弄权，独擅朝政，比外戚更加腐败，东汉王朝政治陷入了更加荒唐和衰颓的深渊。

延熹五年(162年)冬，杨秉迁任太尉，与司空周景联合上疏：“纵观朝廷内外大大小小的官吏，大多都不能胜任，因为近来征召的入仕者，都没有经过考核，致使到处盗贼蜂起，祸乱不断，百姓怨恨。按照国家的制度规定，宦官的子弟不能居官掌权，而如今宦官们的远亲近戚三朋四友充盈官府的各个部门，其中有的人年轻平庸，无德无才，但却把持着太守、县宰的职位，天下人忧惧切齿。诚望皇上遵用旧章，斥退贪婪残暴的官吏，重振朝纲，不使天下人失望。”

桓帝准奏。于是，杨秉逐条参奏匈奴中郎将燕瑗、青州刺史羊亮、辽东太守孙喧等50余人，或判处死刑，或就地免官，天下人莫不对杨秉肃然起敬。

益州刺史侯参仗着哥哥中常侍侯览的权势，恣意横行，无人敢惹。杨秉愤然劾奏，桓帝下令召侯参问罪，侯参在押解途中畏罪自杀。杨秉又上疏弹劾中常侍侯览和具瑗，桓帝大为不满，但鉴于各方压力和杨秉的恳切与虔诚，还是很不情愿地免了侯览的官，削减了具瑗的封地。

杨秉的“三不惑”和“两不怕”证明：自古利门洞开，则义路自闭；酒门洞开，则崇德守则之路自闭；色门洞开，则为善进取之路自闭；自私利己之门洞开，则豁达忠勇之路自闭；阿谀谄媚之门洞开，则浩然刚正之路自闭。捧读古书，杨秉蔑视权贵、敢作敢为、为苍生社稷奋然搏击的场景历历在目，正是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的大丈夫所为。